日前讨论得沸沸扬扬的“港男/港女”话题,究其本质是当代香港社会中女性角色选择两难的问题。自香港经济腾飞以来,物价楼价高企不下,工作压力繁重逼人,夫妻只能齐齐打拼,家庭关系容易失衡。1973年,香港开始引进外佣,也是因为香港女性宁愿在外工作,也不愿在家打一份住家工。三十多年后,选择题还是一样:无收入之妻子/母亲,月入数万的职业女性,请问香港女性,几个选项你喜欢哪个?如果一年不工作,损失三十万,十年不工作,损失三百万,是否要从另一半身上去找补偿?如果结婚意味着可能的收入损失,是否要把握家中的财政大权?于是乎,高不成,低不就,你看我嫌贫爱富,我看你终身难付。
港台制作的电视节目中提到,港男择偶,很多都选择北望神州。事实上,神州大地受教育程度较高及社会地位收入较高的女性,同样面临着家庭事业的选择困惑。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尚未普及的情况下,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家相夫教子,难以面对家人的质疑;但如果女性在求学路上努力前行,读到博士又会被人标签化为男人女人之外的“第三种人”。我所工作的高校某学院,女同事居多。有为了深造工作而远离家人多年,最终只能寄情于事业者,有从小在穷困的环境里坚持自我增值,从教几年后又决定为了女儿作一个全职妈妈者。这两种选择体现了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矛盾。类似的事例在身边比比皆是。
朋友中也有远嫁大洋彼岸的,同样要面对家人的压力。Stella国内大学毕业后便嫁去美国。虽然在美国拿到一个电子物理学的硕士学位,但仍然决定远离职场的打拚,在一间图书馆做一份清闲的工作,同时在网上从事网拍以赚取一些小收入,以保证生活的重点——照顾工作繁重的丈夫。她的父母不明白自己的女儿为何浪费了专业知识和学位,甘愿做一个半家庭妇女。但是她知道,这样的选择是为了过上如她先生所说的“起身说说笑笑,睡前说说笑笑”的生活,她觉得值得。
说到家庭和事业的选择,更多人会举出日本妇女作为例子。日本的家庭妇女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职业,因为照顾好丈夫和儿女,便为社会分担了一份责任,减少了一些问题。在日本读博士的Gai小姐告诉我,日本夫妻双方都工作的话,要付的税反而比一方赋闲在家的家庭要多得多。也就是说,全职父母一点都不划算。当然,全职丈夫也可以获得退税,但在日本社会女性工作升迁机会较男性少,社会舆论倾向于女性回家的大环境下,日本女性结婚之后留在家中是更为经济且合乎正统的选择。
也许有人会说,这不公平,为什么要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的大都是女性?这不符合男女平等的精神!讨论是否公平,我认为不过是一个伪问题。女性生来就要扮演多一重母亲的角色,怀胎十月,一朝分娩,母子连心,这是男性无论如何难以体会的感受。一旦成为母亲,女性的生活和发展空间自然会有所减少。除了一些特殊例子,男性面临的父亲-工作者角色冲突也往往不至于构成两难。
在家庭支持,经济允许的情况下,有些女性决定全心全意扮演母亲的角色,也有些女性决定暂时放下这一重身份,实现自身的其他价值。我有另外一位同事,从小生长于在自己父母工作的大学校园中,在此间求学并结识人生伴侣,留校教书,生下一个孩子。人生似乎一帆风顺,但从三十岁开始便陷入了僵局。她有一段时间觉得十分抑郁,每日逛街买衣服,但是却一件都不穿。她的丈夫和她沟通后,建议她和自己一起去美国留学,以调整心态。她于是将孩子交给自己的母亲,便夫妻双双前往美加,还将两人驾车旅行的摄影和文字作品合著为一本有趣的书。后来,她还和丈夫约定,每年都要利用假期出外旅行一次,足迹遍布全球。现在,这位四十多岁的同事工作和生活平衡得很好。她在出版的著作里再三表示感谢留学时母亲对孩子的照顾,也感谢年幼的孩子对自己的支持。
这个例子,为“平等”给出了最好的注解。何谓平等?就是在各种差别(性别、宗教、种族等因素)之下,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。一个开放的社会,应该有一套完善的体制来规范和保障这种选择的自由,也需要有相对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来提高每个人重新选择的可能。相对而言,几年前国内曾经进入主流话语的“妇女回家”诉求,实际上是变相地剥夺了妇女们选择角色的权利,实质为最大的不平等。回到开头的“港男港女”话题,在要求双方调整期待值,指责双方的不是之余,或者可以思考一下,是什么社会因素造成了这个现象?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家庭其他成员可以做些什么?
1 条评论:
有“家庭其他成员”相助自然好。如果没有“家庭其他成员”,只能双双打拼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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